国际关系属于什么学科

国际关系是否是或应该是一门单独的学科是长期争论的主题。贾斯汀·罗森伯格（Justin Rosenberg）认为国际关系迄今为止未能清楚地确定其独特的主题，只是将其自身消极地定义为政治学的一个子领域，没有将“国际”作为一个问题的概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罗森伯格指出由于没有其他学科以社会多样性作为研究对象，国际关系可以以此确定自己独特的优势，并与整个社会世界（不仅仅是政治）相关联，从而将自己从“政治学的监狱”中解脱出来，成为一门完全成熟的学科。

文章第一部分阐述了关于是否可以识别国际关系的核心主题以及国际关系是否具有学科潜力。第二部分，在理论家和学科历史的基础上，批判性地探索了学科的关键特征，认为学科的多样性使得拒绝主义策略的风险很大。第三部分，制定了四种可用的学科策略，特别指出国际关系早期阶段和正在发展的认识论相对于其他学科和认识论的脆弱性，尤其是实证主义和最近的理性主义。第四部分，重新考虑罗森伯格提出的“社会多样性”形式的国际关系的“深层本体论”，认为国际关系学科是在其他学科和国际本身的背景下构建的，使得抛弃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艰难而冒险。

国际关系学科的教学方式多种多样，将国际关系组织成各种立场和类别。但这些几乎总是把使他们成为具体“国际关系”的因素作为既定事实，国际关系仅仅被归类为“国际关系”期刊上发表的东西。

实践论者明确指出，“界定什么是国际实践什么不是国际实践，是一个经验性问题，最好留给实践者自己去解决”。在国际关系的主题问题得到明确解决时，有关国际关系根本没有独特主题的陈述也并不少见；邓恩（Dunne）等人则呼吁理论的多元化；其他人甚至希望通过“分裂国际”进一步破坏国际关系中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观点。

其次，还有一种观点反对将国际关系视为一门学科。Caroline Kennedy-Pipe对“学科未来”的建议是，首先要忘记其作为一门学科。对于那些反对将国际关系视为一门学科的人来说，国际关系应该是什么？杰克逊认为，国际关系学诞生于政治学的“牢笼”（至少在美国），但它不需要是有固定的焦点或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而且绝对不是仅有一种特定的认识论。

所有这些背后的一个常见假设是：国际关系的“学科性”越少，国际关系学者或研究世界政治的学生就越能更自由地纳入所有被排除的事物，并拓宽知识和视角。

学科性意味着什么？在一种极端情况下，国际关系的学科性是更类似于“模拟”：它不需要涉及一个固定的或独特的课题、一致同意的理论或方法。

对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来说，当一个知识生产领域达到“积极性的门槛”时，它就会与其他领域区分开来。贝尔（Bell）认为在大学之外，学科实际上只是更广泛的“知识复合体”（例如智库、政府机构等）中的一种机构类型。福柯确定了来自结构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威胁，但贝尔用现代化理论、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战争对其进行了更新。这些通过大学内外的知识实践，重新将国际关系配置为一门学科。

最后，福柯还认识到，学科不仅是对自由的否定，而且对学术自我的术语很重要。对于福柯来说，“真理不是自由精神的回报，不是长期孤独的产物，也不是那些成功解放自己的人的特权。真理是这个世界的东西：它只有通过多种形式的约束才能产生”。

殖民化和后来的工业化以及现代（欧洲）国家机器的发展，都支撑了知识生产在不同的学科中组织起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直到19世纪才开始正式分化，社会学则在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明确地出现，以促进对社会生活的研究。

现在占主导地位的学科部门首先在美国发展，在“战后时期”才蔓延到美国之外。这取决于二战后的美国霸权。虽然学科已经变得无处不在，并提供了表达和建立专业知识的手段，但它们有助于重现并与更广泛的过程和不平等相联系。那么可以做些什么呢？

1. “保持现状”：国际关系作为子学科

首先，主流国际关系目前接受了一种子学科战略，即将国际关系局限于政治的一个子集，有时狭义，有时广义。

在西方规范文本中，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被消极地定义为主权权威之外或超越主权权威的政治：爱德华·卡尔（E.H. Carr）的观点并不是要确定“国际”可能独有地包含哪些前提，而是将政治的前提扩展到国际领域。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则认为，“就理论目的而言，国际关系等同于国际政治”。莫顿·卡普兰（Morten Kaplan）指出“没有令人信服的讨论表明存在一个特定的国际关系学科本身”，但他认为国际政治领域作为一个子学科是可行的。

作为一个子学科的主要问题除了局限于学科本身之外，还在于如何处理与主导学科的关系。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明确指出，国际政治现在与国内政治在经验上如此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几乎没有任何理由有不同的理论，更不用说不同的学科了。

囿于政治，国际关系似乎无法找到自己的焦点或立足点。

2. “延伸”：国际关系成为一种交叉学科

成为交叉学科通常是一种富有成效和积极的策略，可以以多个视角来应对跨领域的社会问题。然而，学科之间的接触和交叉并不是注定要平等或有好的结局。学科之间以及学科内部都存在权力差异，有可能成为大卫·朗（David Long）所称的入侵学科。但是，通常情况下，国际关系本身已被其他学科入侵。

国际关系中的多个“转折”表明了其对借鉴其他学科的无限兴趣。在最近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中，一项统计记录了六次这样的转变，引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影响）；社会学和民族方法学（实践）；而“物质主义范式转向”（material turn）也从科学技术研究（STS）和社会理论中引进了思想和概念。当应用于通常被认定为“国际”的主题时，这些都产生了宝贵的见解，但往往没有明确关于所讨论的实践、问题、影响等具体是什么国际性的。

当然，跨学科并不全是坏事。大约在1980年代末，在主流（美国）国际关系中发展起来的极其狭隘的政治概念（理性主义，主要关注处于合作或冲突中的国家）受到批判主义国际关系领域的广泛讨论，这建立了比主流理性主义更广泛的政治概念。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和积极的国际概念，这往往会回到它的主流界定上。

因此，跨学科性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以它寻求超越的东西为前提——即一门学科。

3. “烧毁”：跨学科的目的和反学科的手段

与学科交叉相反，“跨学科性拒绝既定学科方法、理论和范式的平行性，而是要求一种与一个或多个既定学科不一致的替代或新颖方法”。

对跨学科性最清晰的阐述是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和他关于废除社会科学学科并建立一个开放的、有历史依据的统一学科的较早想法。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对于那些追求更多元化知识生产的人来说，跨学科也伴随着风险。沃勒斯坦本人认识到，学科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的深刻不平等，改变它们不仅仅需要创新的学术研究。

尽管存在这种风险，但如果国际关系建立在固有缺陷的基础上，它可能不仅需要调整，而且需要从其概念基础上连根拔起。

在讨论批判安全研究（CSS）时，Chandler和Chipato指出唯一策略就是“拒绝学术界的既定秩序，逃离纪律的制度要求，拥抱不协调而不是清理”。因此，拒绝主义的策略可能有助于避免表面的改造，但它也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因为它在最终依赖学科重建的同时，把阵地让给了其他更强大的学科。问题再次出现：国际关系应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吗?

4. “突围”：增强国际关系独特的学科性

这种观点是试图重新定位或增强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独特学科的资格，与其他学科策略不同，此种观点认为国际关系当前的学科“发育迟缓”，但具有潜在的价值和可挽救性。

关键的一个例子就是正在进行的“全球国际关系”项目，旨在重新思考或重塑国际关系。全球国际关系推动建立更广泛、更少以欧洲为中心、更少理性主义和西方的学科，但从“国际关系”内部，明确或暗示地承认它是一门独特的学科。

这种改变国际关系的努力通常与现实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方法对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相对立。现实主义会议的主角认为自己是国际关系的代表，并将学科之外的行为主义者视为主要威胁。与会者关切地注意到，《世界政治》已被行为主义者接管，并认为理论是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独立的堡垒。

这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第一章中阐述的后实证主义立场被政治学中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绝对力量所包含，并且国际关系从未离开美国的政治学。这样一来，“学科”本身就与“科学”而非理论相关联。

今天，一些对当前国际关系内容的批评者似乎也从表面上看待“学科作为科学主义”的主流概念，如对实证主义的抵抗来自学科内部的学者反对外部的实证主义者。

罗森伯格试图在“社会多样性”方面以更独立的术语重新定义国际关系，这是一种学科运动，属于“突破”类别。罗森伯格认为，社会多样性为人类生活提供了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特定角度，这具有国际维度，国际关系是对这一维度进行理论化和研究的学科。

在这个意义上，国际比国家关系甚至全球政治要广泛得多，明确国际关系的独特贡献，并使其在任何环境中具有潜在重要性，可以极大地加强跨学科性。罗森伯格可以说提供了许多非正统阵营想要的关键部分：限制较少的研究对象以及更大的跨学科潜力。

作为跨学科性的辅助手段，一个检验多样性很好的测试是询问如何将学科性理论从知识社会学引入国际关系。而这需要把握双重辩证法：不同不平衡社会之间的互动同时影响着多个学科如何通过这种互动进行互动和发展。像所有学科一样，国际关系本身也严重地体现了（并再现了）国际的不平衡。国际关系诞生的历史开始认识到，国际关系有不同的分支，这是一种进步，尽管无论其最终内容如何，“国际关系在国际等级体系有序路径上的发展最终可能会限制该学科在多元化和平等化方面的进步”。

因而，如果罗森伯格关于国际关系核心主题的提议被理论化为一个隐藏在“显而易见”的超历史“深层本体”，那么他自己的理论就会出现问题，国际关系必须最终拾起并检查由此产生的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国际关系本身对国际关系的主题而言就无关紧要了，这将是一个超历史的给定。相反，对于历史本体论者来说，如果没有自己的（国际）历史，就不会有社会多样性的事实。

在本文中，作者认为学科性与批判性多元主义学术之间的对立是错误的。学科选择应该认识到，单个学科存在于多个学科之中，而不是纯粹由每个学科内部的动态塑造而成。

从广义上讲，国际关系目前介于学科和子领域之间，具有学科的一些制度特征，但却是派生自另一个学科的主题。主流国际关系被理性主义和位于政治学（以及经济学方法）中的对象所束缚，而批判主义国际关系则追求更广泛的政治概念但更模糊的国际意识，如“保持现状”和“烧毁”战略。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分支领域，那么跨学科活动势必会导致学科多样性的减少。

虽然没有简单的选择，但随着更全球化的国际关系轮廓正在明显出现，存在一个机会，可以将国际关系重新定位为一门训练有素的学科。主流的国际关系似乎无法做到这一点，批判性主义国际关系可以，但却十分含糊不清，因为它很大程度将自己置于反对主流国际关系的定位。那有什么意义呢？

物质主义转向

material turn

批判安全研究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CSS）

社会多样性

societal multiplicity

校对 | 周震 张鸿儒 孟晓宇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