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留学的美国人有多少

1871那年，朝堂之上风声紧。李鸿章和曾国藩联名上书同治皇帝，说要选孩子送出国念书。这事，外头听着挺新鲜，其实操作权都攥在慈禧太后手里。李鸿章说得大气——“从没干过的大事，古今头一回。”对于清政府来说，这无疑是在老太太手里点了一把烈火。

大家可能会奇怪，讲了半天，为什么突然要送小孩去美国？其实，清朝门户紧闭了很久，人家西方的炮艨舰利、鬓发眼高，自己被打得找不着北。早些年海运大臣丁汝昌在外国考察后回来说，人家军事强就强在人家的知识——造船、航海、算数，没有一样是咱们能比肩的。曾国藩和李鸿章琢磨了，共和国再拖着也不是个事，该“拿掉长衫，系紧腰带”，去外面学点本事回来。于是，年轻、脑子灵光的孩子，就成了他们下棋的第一步子。

他们琢磨着，既然是学新玩意儿，最好从根抓起。选十二岁左右的娃娃，每年三十，不挑门第，只要聪明，四年凑够一百二十。美国学十五年，回国时个个都年轻力壮，不至于学成归来已是半截老骨头。慈禧太后本来喜欢热闹，外加李鸿章的放大美好前景的奏本给她添了把劲儿，点了头，这桩新鲜事儿算是板上钉钉。

要搁现在，有个公费名额，家长烧了祖坟都要托关系。但那个时候，能去的基本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有钱有势的官宦人家，反而当送小孩出洋是丢脸的事。那些小男孩，大多是父母靠种地、挑担维持生活，送出去，一半是不舍，一半又指望娃娃能在外头拼出条路来。

讲到推动这事儿的人，就绕不开容闳。老容是中国第一个拿着耶鲁毕业证书的人，也是真正把中美留学办成事的主心骨。他不是光说不练，曾亲力亲为挨家挨户动员，在广东、上海都走过一遍。有时候他夜里打着油灯写信，不是为自己，而是为那些犹豫不决的家长捏一把汗。

当时招第一批留美儿童可真不容易。老容费了好大劲，东奔西走才凑够三十个。小孩们先在上海预科学堂待了一年，一边刷牙学英语，一边啃“四书五经”，两头都不落下。考核合格后，又在出发前签了份生死状：留学路上要是命没了，宫里不管。想想，十二岁的孩子要按手印，家长心里能不揪着吗？

到了1872年盛夏，他们穿着布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拍下了中国留学生第一个集体照。八月中旬，这帮小孩登船横跨太平洋，花了整整一个月才到旧金山。当年美国最时兴的可不是武器、不是电影，是火车。这拨带着辫子的中国小孩第一次坐蒸汽火车的时候，脸上不知是惊奇还是害怕。那年头，旧金山春田已经有好几条铁道，托管这些孩子的美国家庭居然比留学生人数还多出几倍，大家把这当大事热闹，愿意接纳他们的家庭源源不断报过来。

一到美国，他们才体会到“远离家乡”的意思。刚来时，饭吃不惯，梦里都嚷着要吃家里的酱油和豆腐乳。可别忘了，这帮孩子聪明得很，语言过不了几个月就能流利和洋人吵嘴。有些小孩后来是本校的风云人物，奖状挂了一面墙。

你以为这就一帆风顺？其实早在第一批出发后，朝廷里就有不少人不待见这趟洋学。那些保守派一天到晚给上头写信，说小孩出洋是大逆不道，“败坏风俗”。吵啊吵，到1881年，清政府受不住拉锯，硬生生把项目给停了。原本说好的“学成归国”，结果半路就被叫停，不少人连大学都没念完。

但你别看停得早，这120名学生还是有九十几个愿意回国。剩下的，有些死活不肯归队，也有几个在异国染病意外身故。就说有个潘铭怀，才十五岁就考进大学，结果太拼命，熬夜学到生病，没挺过去，小小年纪就埋骨他乡。他的墓碑，今天还在美国那边的哈特福德。

当年带着清朝印记的这群小孩里，后来成了名的也多。詹天佑、高级外交官欧阳庚、第一任民国总理唐绍仪、还有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在中国早期工业化和新式教育、外交里都留下了名字。但这群人里，并非都是大人物。还有好多后来默默无闻的“小留学生”，同样留下一些让人心里发狠的小故事。

跑到福建马江那一年，法军开到马尾，福建水师临阵有人掉队，军舰才起锚就被打沉两艘。可那年“建远”上的吴文炳，一贯低调，那天却第一个站出来。他是留美归来的，打仗时候跳到甲板上，一边喊兄弟们不要退，一边上前对射。可惜，火炮不如人家，船被炸沉，他连个人样都没剩下。和他类似的，还有“定远”号的李焕卿，办理过留学合同，当初语言考试没名列前茅，战场上却宁死不降。

巧的是，另一艘舰上的韩玉堂，在出征前家里就很清楚风险。他悄悄地把自己一幅素描和信寄回湖南老家，说爹要是想自己了，就守着画像，别为他扬名立万嗟叹。战事一爆发，这年轻人二话没说，顶着弹片往前冲。只不过，最终还是随着船一起沉了下去。

等到十年之后，甲午战争爆发，那年“广丙”号上带兵的李润桓正指挥着打炮，不料敌军一枚巨弹把他从指挥室里轰了出来——就地牺牲。李润桓是留美孩子里最小的一位。还有个陈光焕，是“致远”舰的二副，在邓世昌下命拼撞的时候，他可没跑，为的是不给祖宗丢人。大炮、尺码、船速都拼不过，可只要还活着就敢冲一把。

这些喝过洋墨水的孩子里，除了后来出了外交、科技界的大佬，还有一些敢顶住外头流言、在学校里为中国出头说话的。譬如那年代有个李鸿藻，哪怕知道校友私下嘲笑中国为“东亚病夫”，硬是在全校讲台上公开开怼：“咱们不是死人，只是让苦难压弯了腰，总有一天会挺直。”梁士诒同乡里的“小破孩”也不含糊，写文章说俄国是大流氓，把“强盗”一词送进风口浪尖。

很多年后，被世界记住的人，就那么几个。但剩下的一百多个孩子，有的离开了人世，有的终身默默无闻。可不管怎样，当年他们为了家国踏上旅途，无论愿望圆满还是留下遗憾，这劲头和气节，是值得的。

我偶尔想，那些童年离家的小孩，长大后是不是还是会在雨夜梦到江南的青石巷口？时代翻篇太快，谁会记得呢？只是，不管他们变成了车站雕塑、历史脚注，还是无人问津的白发老人，他们的选择，都像一盏暂时熄掉的灯，等着后来人擦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