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大是哪个大学

提起“中山大学”，很多人首先就会想到广州的中山大学（后来又在珠海、深圳两地设立了新校区），接下来可能还会想到台湾高雄的另一所同名的中山大学。不过，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冠以“中山”之名的著名大学，可远远不止这两所。事实上，从1925年到1931年，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全国各地乃至遥远的域外曾先后出现过十多所各种名号的“中山大学”（其中还有少数最终未能成功开办），兹将其来龙去脉详细梳理如下：

1925：关于成立“中山大学”的最早提议

1924年2月4日，广东革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孙中山发布《着创建国立广东大学令》，决定将当时的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和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三所高等学校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广东大学于当年9月19日正式开学，11月11日又补行了成立典礼。当时，国立广东大学与孙中山在同年创办的另一所著名学府——黄埔军校并称为“一文一武”。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去世，他生前亲手创办的国立广东大学为之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并在致宋庆龄和孙科的唁电中尊其为“国父”。3月24日，《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了一位名叫黄行的国民党党员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信，其中提出：“顷阅报载北京同志改中央公园为中山公园，南京为中山城等语，景仰元老，人有同情，而吾粤为革命策源地，又为先生桑梓所在，更不可以无纪念，似宜将广东大学改为中山大学。”3月30日，廖仲恺在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71次会议上提议，将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列入议事日程。

不过，黄行所提出的改名“中山大学”的建议，还不是全国最早的。早在当年3月17日，由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上海大学，其学生会召开全体大会，“讨论追悼中山先生问题”时，便有人“提议改上海大学为中山大学，结果大多数赞成向该校行政委员会提出请求”。随后，上海大学学生会起草了一份意见书，明确提出：“溯吾上海大学建设以来，首先标以宣传民治主义、养成建国人材为宗旨，远追既往，近鉴来今，在国内大学中，以吾校与中山先生关系最深……尤应设法将先生学术思想永远保存，甚至更从而光大发扬，务使余芬永在，万古常新，方符隆崇之至意，故同人意见，应呈请北京执政府明令改本校为国立中山大学，既彰国家酬报之隆，更显追怀先烈之深。”当时，国民党上海市第四区第四分部亦致电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将上海大学改为中山大学，并特设三民主义讲座，由中央派专员讲授，以示永远纪念及继续遗志之意”。

1925年3月18日，《申报》刊登的《上大拟请改国立中山大学之提议》，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份关于改名“中山大学”的提议

4月2日，上海大学学生会又致函曾在该校讲学的广东革命政府代理大元帅胡汉民，请求“将敝校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用志孙公之盛名伟业于弗谖，并添设政治、经济、教育三系，以孙公学说为研究之对象。此外更设三民主义讲座，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派员主讲，为全校必修科目。在全体同学以为非如此不足以纪念孙公，故一致主张，誓达目的”。随后，胡汉民将这一问题提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71次会议，“决议改名为中山大学，俟有切实改革计划，然后实行”。

另外，3月中旬，苏社的沈卓吾等人也曾致电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以及在北京的国民党人，“建议将东南大学，改组中山大学”，认为此举既可以彻底解决东南大学当时的学潮问题，同时亦可“纪念中山创造共和之丰功，而肃青年之趋向，以奠东南学府永久之基”。

有意思的是，在孙中山去世后，不仅中国国内有不少人纷纷提议设立“中山大学”以表纪念，甚至连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亦有着同样的想法。1925年3月1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在苏联建立学校培养中国革命者的问题；4月2日，又专门讨论了“关于建立中山大学的问题”，这是苏联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山大学”这个名称；8月27日，同意成立“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又译‘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促进会”，将该校的俄文名称正式确定了下来。

1925：“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率先诞生

在整个1925年，无论是上海大学还是东南大学，其更名为中山大学的计划，均未见下文，而广东大学的更名过程进展也不太顺利。1925年8月5日，国立广东大学第38次校务会议讨论了“本大学改为国立中山大学案”，随后，校长邹鲁根据校务会议的决议，呈请国民政府更改校名，“拟于本年十一月十一日系职校成立一周年纪念之日，为改国立中山大学之期”。9月，国民政府批示：“该校既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改名为中山大学，自应积极筹备，俾名副其实。所请拟于本年十一月十一日成立，为期过促，应从缓议。”

正当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的计划被国民政府要求“缓议”之时，苏联方面已积极筹备多时的“中山大学”最终捷足先登，迅速地开办成功。1925年10月7日，苏联政府驻广州国民政府全权代表及高等顾问鲍罗廷，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决定在莫斯科建立“中山大学”。此后，这所学校一般被称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或“莫斯科孙文大学”。随后，该校的招生考试在国立广东大学举行，考题仅有一道《什么是国民革命？》的作文。

1925年11月中旬，莫斯科中山大学正式举行开学典礼，主席台上悬挂着中苏两国国旗，列宁和孙中山的大幅画像并列悬挂在两国国旗中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主持了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讲，他说：“从现在起，任何一个俄国人，如果他用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学生，见面时双肩一耸，那他就绝不配当俄国的共产党人和苏联公民……”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制为两年，主要课程有俄语、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列宁主义、军事学、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和工人运动等。在其存世的五年间，该校共培养了800多名学生，其中的著名人物主要有张闻天、邓小平、杨尚昆、乌兰夫、林伯渠、董必武、伍修权、王明、秦邦宪、王稼祥、陈昌浩、凯丰、赵一曼、蒋经国等。

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

1926年6月16日，邓小平（时名邓希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的党员批评计划案

1925－1926：从国立广东大学到国立中山大学

1925年秋，在国民政府批示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应从缓议”之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于10月15日召开的第69次会议也对此事进行了讨论，决定调查国立广东大学的办学情况，以制订更好的更名改制方案。10月16日，国立广东大学第51次校务会议讨论通过了“本校组织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案”。然而，由于当时的“调查广东大学委员会”多次将“调查”写成“查办”，以“整顿”的态度来开展这项工作，引起了众多师生的强烈不满，最终有38名教授坚决辞职离校，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在这段时间里，国立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并不在校，11月下旬，他因为参加“西山会议”而被撤职。11月30日，顾孟余被任命为校长，其到任前由陈公博代理。1926年2月，陈公博辞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又改任褚民谊为国立广东大学代理校长，并特任其负责“筹备中山大学事宜”。

1926年3月13日，国立广东大学第70次校务会议决定组织“筹备中山大学委员会”。4月6日，筹备中山大学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6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批复了褚民谊所提出的改办中山大学的提案，决定国立广东大学应于7月底结束，国立中山大学应于暑假后开办。8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命令：“国立广东大学，着改为国立中山大学。”这标志着中山大学的正式成立，至此，广东大学最终实现了上海大学未能实现的更名为“中山大学”的目标，而这也是中国的土地上出现的第一所“中山大学”。11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42次会议核准了中山大学的英文校名——Sun Yatsen University。

1926年8月21日，国民政府秘书处致函通知国立广东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1926年11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42次会议议决通过中山大学英文校名的记载

1926－1927：从“中央中山大学”到国立武昌中山大学

1926年10月10日，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攻克武昌，使全国革命的中心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仅仅一个星期过后，就有消息称，武昌地区的“各大学校，拟合并为中山大学”。11月9日，《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了一条题为《武昌大学拟从事扩充》的消息，称“武昌绾全国中枢，当交通总汇，国民政府已决为建都之地。武昌之为将来文化中枢，已无疑问”。当时，有人提出了“成立中央大学之计划，即将武大改为中央中山大学”。随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委任李汉俊、周佛海、徐谦等人为该校筹备员，他们拟订了具体计划，决定总共设立七大学院，其中“文、理、商、法、医五院，明准能开学，农、工两院，待组织完善，继续开办”，“并在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欧美等地，选聘专门学者，担任职员教授”。由于广州国民政府此时已决定迁都武汉，因此，计划由武昌大学“扩充”而成的这所“中央中山大学”，其发展定位也是非常高的——“志在成立中央最高学府，培植中国一般建设人才，该大学于中国前途之关系，当其巨也”。不过，鉴于此前“国民政府已将广东大学改为中山大学，若在武昌又成立一中山大学，不知有无冲突，关于此事仍在考虑中”。

1926年12月25日，《厦大周刊》转载的《力谋扩充之武昌大学》

经过一番考虑，当时的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最终放弃了“中央中山大学”这个校名，决定将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湖北省立文科大学、湖北省立医科大学5所高校合并，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也就是在“中山大学”的校名中加上“武昌”这一地名，以区别于广州的那所“国立中山大学”。1926年12月28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以徐谦为委员长，9名筹备委员悉数到齐，并于12月29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经过将近两个月的筹备，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于1927年2月20日正式开学，全国第二所“中山大学”就此诞生。

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校徽

1927：第三中山大学与第四中山大学的先后成立

1927年1月，江西省政务委员会亦开始筹备江西中山大学。3月1日，广州的国立中山大学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大学委员朱家骅主持典礼并发表了长篇讲演，其中提到：“现在别地方的中山大学渐渐多了，革命势力，发展到长江，中山大学便多了几个，将来全国的国立大学，或都要以中山大学的称号来纪念中山先生。”3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在汉口举行第6次会议，决定将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更名为东南中山大学，并派吴稚晖、杨杏佛、柳亚子、顾孟余、郭沫若等7人为筹备委员。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东南大学学生亦开始主张将该校改组为“中央中山大学”。除此之外，上海、福建等地当时也在计划将本地的多所高校合并为“中山大学”。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第三所“中山大学”可谓呼之欲出，并最终花落浙江。

192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采纳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的建议，“废止教育厅，设大学区，以省为单位，暂以广东为第一区，湖北为第二区，浙江为第三区，江苏为第四区，区设中山大学，以大学校长管辖全区教育行政及各项学术事宜”，如此一来，便为全国最重要的四所“中山大学”排好了序号，其基本的依据乃是北伐军与国民党势力所及的时间先后顺序。6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109次会议决定，任命蒋梦麟为第三中山大学校长，张乃燕为第四中山大学校长。

蒋梦麟、张乃燕分别被任命为第三中山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校长的相关文件

1927年7月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11次会议决定，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定名为“国立第一中山大学”。8月1日，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在杭州正式成立，该校系由原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与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合并而成。9月1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在南京正式开学，该校系由原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国立河海工科大学、江苏省立法政大学、江苏省立医科大学、江苏公立南京工业专门学校、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上海公立商业专门学校、苏州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等9所高校合并而成。

1927年8月24日，国民政府秘书处关于国立中山大学更名为国立第一中山大学的公函

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的校章、校门及校园全景

参与合并组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的原有各校校址分布图

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校徽

按照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6月划定的“大学区”，湖北地区的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也应该参照其他几所“中山大学”的先例，更名为“国立第二中山大学”。然而，众所周知，当时武汉与南京的两所国民政府正处于“宁汉对立”的状态，武汉当局显然是不可能执行南京方面的政令的。到了1927年9月，武汉国民政府停止办公，与南京国民政府合并，实现了“宁汉合流”。但尽管如此，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也并未立即更改校名，事实上，直到该校在当年年底被国民党桂系军阀非法解散为止，其正式校名始终都是“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值得一提的是，在“宁汉合流”之后，武汉已不再是全国的首都，于是，当时的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也就彻底失去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成为“中央最高学府”的最佳历史机遇。

另外，在1927年底国民党桂系军阀非法解散了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之后，当时的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为掩人耳目，曾致电南京国民政府称：“查第二中山大学内容现况，实不免嫌疑份子，经提前放假，暂由职会派员保管，详情俟另呈，并恳即日派员接管改组。”也就是说，直到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在事实上被迫暂时停办之后，湖北地方当局才终于按照南京中央政府对全国的几处“大学区”的划分次序，将对该校的称呼改成了“第二中山大学”，这实在有点耐人寻味。

1927－1928：国内其他“中山大学”的纷纷筹建

在1927年，除了上述四所国立“中山大学”之外，全国还有多个省份也在纷纷筹备本省的“中山大学”，只是最终结果各异。

1927年6月，安徽省一度被划定为第五中山大学区。不过，该省在筹备“中山大学”之时，一直都是以“安徽中山大学”命名。当年12月17日，中华民国大学院（后改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安徽省教育厅：“安庆大学自勿庸冠以‘中山’二字。”于是，该校在筹备阶段便已将校名由安徽中山大学改成了安徽大学。1928年4月，安徽大学正式成立。

第四中山大学区的行政体系图，从中可看出第五中山大学最初拟设于安庆

1927年6月，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封分会的提议下，中州大学与河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合并组建国立开封中山大学。随后，因国民党中央无款接济，当年7月，河南省政府又决定将该校更名为河南省立中山大学。该校曾一度被称为“第五中山大学”，不过，这仅仅只是一个“别名”，纯因该校乃全国第五所“中山大学”而得名，但从未成为该校的正式名称。

全国第五所中山大学——河南中山大学校门

1927年2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以前国立西北大学规模过大，学生甚少，经费人才，均感不足，当经明令取消，将该校经费，改办中山学院”。9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第5次会议决定将“西安中山学院改为中山大学”。1928年2月17日，陕西省政府正式下令将西安中山学院改为西安中山大学，是为全国第六所“中山大学”。

1927年，原甘肃省立五族学校更名为甘肃省立中山学院。当年，冯玉祥曾致电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下令将中山学院改为大学，并称甘肃所办大学可命名为兰州中山大学。1928年2月，甘肃省教育厅提出，将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与甘肃省立中山学院合并，组建兰州中山大学。3月29日，兰州中山大学正式开学，是为全国第七所“中山大学”。

1927年7月，广西省政府亦开始筹设广西中山大学。不过，该校与安徽中山大学一样，早在筹备阶段便已去掉校名中的“中山”二字。1928年10月10日，省立广西大学正式开学。

另外，湖南大学在1927－1928年暂行停办整顿的过程中，亦曾一度被更名为“长沙中山大学”，不过，该校在1928年春重新开学之前，又恢复了湖南大学之旧名。

除了以上这七所“中山大学”之外，当时全国以“中山”命名、但并未冠以“大学”之名的其他高等学校，还有上海中山学院、归绥中山学院、苏州中山体育专门学校等。

与“安徽中山大学”、“广西中山大学”、“长沙中山大学”（湖南大学）在去掉了校名中的“中山”二字之后成功开办或复校相比，上海、江西、福建等地虽也一度筹办过“中山大学”，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其中最为可惜的，非上海大学莫属——尽管该校在全国率先提出要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但直到该校于1927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强行解散之时，这个更名计划也未能成功实施，真可谓是起了个大早，结果却连个晚集都没有赶上。

1927－1928：“中山大学”的泛滥成灾及其更名建议

综上所述，从1925年1928年，世界上先后出现的以“中山”命名的大学，先后有1925年成立的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又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或孙文大学），1926年成立的国立中山大学（一度更名为国立第一中山大学），1927年成立的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停办后被称为国立第二中山大学）、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国立开封中山大学（后更名为河南省立中山大学，又称第五中山大学），1928年成立的西安中山大学（曾名西安中山学院）、兰州中山大学等8所，另有安徽大学、广西大学、湖南大学3所高校在其筹备或整顿阶段曾一度冠以“中山大学”名号。

“中山大学”在全国范围内的遍地开花，不可避免地给教育界人士乃至广大社会公众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和不便。1927年11月，有一位“教育行政要人”上书“最高教育行政当局”，列举了“中山大学”的名称泛滥成灾所造成的种种弊端：

一、中山大学不止一处，继以次第为别，不易辨记，其结果不免于指称混淆，已发见致甲中山大学函，而误投乙校，致乙校函，而误投甲校，若全国统一，次第增至十六、十八或二十几，尤易混淆；

二、大学皆以中山为名，而又冠以国立及第几字样，甚难翻译，因以人名而以数字为别者，国际无此先例，故无相当译名，而关于学术文化事项之接洽，则多感不便；

三、仅有广州之中山大学，已足纪念总理，亦无此先例，美国纪念华盛顿，未见美之大学皆名华盛顿也，俄国纪念列宁，亦未见俄之大学皆名列宁也。

有鉴于此，这位人士提出建议：“凡国立大学冠以总理之名、而别以次第者，皆将改以所在省之名名之，如第四中山大学，将改名国立江苏大学，第三中山大学，将改名国立浙江大学，惟第一中山大学，则独称中山大学，以为总理永久之纪念。”这项建议最终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批准。

1927年11月28日，《申报》刊登的《中山大学将依省分改名》

1928年2月，中华民国大学院副院长杨杏佛在接受中央社记者采访时，再次提到了“各地中山大学”的更名问题：

大学以中山名，原是纪念总理的意思。但纪念并不在多。而现在凡隶我青天白日旗帜下的各省，纷纷成立中山大学，不但失了纪念的意义，而且在国际交际上，尤感不便，故去年有前项之决议。吾人现在所行之大学区制，原系仿效法国。照该制度定义，某大学区之大学，即以该大学所在地名名之。是以在先第三中大，本拟改为杭州大学。然多数人以为杭州不能代表浙江一区，主张改为浙江大学。第四中大，将来亦将援例，改为江苏大学。至各中大，何时实行改名，现因种种关系，尚不能定，但此乃时间问题，将来定要实行前项决议的。

1928－1931：“中山大学”的渐次改名与仅留其一

1928年2月15日，中华民国大学院大学委员会第5次会议通过了“大学区大学名称案”：“第三中山大学改名浙江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改名江苏大学，均不加‘国立’二字。”2月19日，大学院又致函国立第一中山大学称：“惟第一中山大学，除去‘第一’二字。”随后，“国立第一中山大学”便将校名改回了“国立中山大学”。

1928年2月19日，中华民国大学院秘书处致函国立第一中山大学，通报大学委员会关于第一、第三、第四中山大学分别如何更名的议决案

早在1927年10月，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校长张乃燕便已呈请大学院将该校校名改为“江苏大学”。不过，这个校名却遭到了广大学生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江苏大学”这个名称“即不足以冠全国中心之学府，又不足以树首都声教之规模”，遂于1928年3月向大学院请愿，希望能将校名改为“国立南京大学”。由于大学院未及时给出答复，该校学生便继续不断地请愿，最后甚至在4月13日停课半天，将“江苏大学”的校牌抬到大学院，要求将其“奉还”。与此同时，他们还致函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以寻求支持。吴稚晖与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副院长杨杏佛磋商之后，公开表示“江苏大学”一名并不合适，但他同时也反对“国立南京大学”这一名称，并且提出可将校名改为“首都大学”。随后，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马饮冰提出，“首都”二字“至为空泛”，读音亦不顺口，主张改名“中央大学”，“一面既可表示国都之所在，一面更足显明文化之中心”，“中央二字，何等冠冕，何等辉煌，故吾国人不欲造成全国之中心学府而已，否则，除该校正名为中央大学也，实别无相当之名称”。最后，大学院采纳了马饮冰的意见，于4月24日正式作出决定：“江苏大学改称中央大学，得冠以国立二字。”至此，“国立中央大学”之名横空出世，受到了该校上下的普遍欢迎。

与第四中山大学的易名风潮比起来，第三中山大学的更名过程就顺畅多了。1928年2月28日，大学院训令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改称“浙江大学”，并不加“国立”二字。该校校长蒋梦麟立即呈文大学院称：“查国立各级学校，未有不加立别者。大学区大学对内综理大学区教育行政，对外更有国际上之推崇，尤不可不冠以‘国立’字样，以示郑重。且大学名称，现改为浙江大学，如不冠以‘国立’二字，易使人疑为浙江省立。请钧院提交大学委员会复议修正，准于大学名称上仍加‘国立’字样。”这一请求于当年5月25日得到了大学院的批准。至此，“国立浙江大学”亦已改定校名。

另外，1928年2月，当中央社记者询问大学院副院长杨杏佛，武昌第二中山大学“自因清党被军事当局解散，贵院对该校，有何善后办法”时，他如此答复道：“该校在全国中部，极为重要，本院亦极重视之，现己派湖北教育厅长刘树杞前往切实调查，视将来调查结果如何，再定具体办法。”不久后，刘树杞提出，“拟就中山大学原有基础，改组湖北大学”，并先后得到了湖北省政府、武汉政治分会和大学院的批准。事实上，刘树杞所提出的“湖北大学”这个名称，也与此前第三、第四中山大学依省份改名的先例相符。不过，到了6月13日，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致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主席李宗仁，明确提出：“鄂省大学，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国立武汉大学于当年9月正式成立。

至于北方的那三所省立“中山大学”，其更名的时间则比南方的这四所国立“中山大学”滞后两三年。1930年9月7日，河南省第三届议会批准将河南省立中山大学更名为河南省立河南大学。1931年初，兰州中山大学亦将校名改为甘肃大学，4月2日，教育部又指令该校更名为甘肃学院。同年，陕西省政府鉴于西安中山大学经费匮乏，学生程度不高，难以满足教育部将其“加以切实整理，改办文理学院”的要求，便决定将其降格为陕西省立高级中学，并于当年4月15日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

1931年3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的《陕政府改组西安中山大学经过》，随着西安中山大学的更名，全国的“中山大学”仅剩广州的“国立中山大学”一所

还有中国境外的那所“中山大学”，在1927年7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国民党当局便决定“取缔”莫斯科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禁止国民党党员继续在该校学习，同时命令国民党各级组织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留学生。1928年7月，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帕维尔·米夫向联共（布）中央提出，“由于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反对国民党和孙逸仙思想的斗争，他们建议我们提出取消我们学校以‘孙逸仙名字’命名的问题”，于是，便计划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个新名称来取代此前的“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这项建议最终于当年9月得到批准。不过，更名后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习惯上仍称为“中山大学”或“孙逸仙大学”，直到该校于1930年2月最终停办。

也就是说，在1931年4月西安中山大学更名之后，全世界就只剩下了唯一的一所“中山大学”，即位于广州的“国立中山大学”（1950年奉令去除“国立”二字），这场在短短数年内迅速席卷全国、热闹非凡的“中山大学”热潮，才终于彻底走进了历史。直到1980年，海峡对岸的台湾当局又在高雄新建了一所“中山大学”，从此，大中华地区的两所“中山大学”隔海相望的局面，便一直延续至今。